Self-blame

「你們人類學家為我們做過什麼？」一句話，打得人類學家死死的。現在的我們，不再是那個闖進部落的白痴，傻傻地想了解當地居民視為理所當然的芝麻小事；我們甚至連個分發香菸、啤酒的聖誕老公公都稱不上，現在的我們，淪落到連「出田野」這三個字都說不出口了。

交代一聲，就得費心迎接招待，對著這些台北來的、高高在上的學者們，掏心掏肺、知無不言？Malinowski說的，在部落裡晃蕩晃蕩的過程呢？何時人類學家做得這般難看？何時人類學家也得做這樣官腔官樣的「巡視」？別以為態度親切就不像個御史，別以為人家對那些空頭支票還有任何信心。他們都累了，對幾十年來，來來去去的人類學家感到厭煩了，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，來到這裡榨取一些資料，補完研究裡的某些漏洞，就離開了，下一批來的，又是新面孔。
每次連絡訪談對象，對方問我要在部落待幾天，我總是面有慚色、萬般難受地回答「一個早上」，我真恨做這樣的事。部落的人反應不一，有人興高采烈，希望能盡訴己衷；有人誠心歡迎，虛心分享經驗；有人半敷衍，這樣的要求見多了；有人不耐煩，這樣的要求見太多了；有人質疑，「你們又在做這些把問題單純化的事嗎？」然而，越是對我們抱持期望，越是全無心機地與我們分享，讓我越是不安。我好擔心，如果我們沒能造成任何一點影響，那麼我們所做的，只是又一次地欺騙了他們、又一次地讓他們灰心罷了。

能不能不要做個入侵者？我不要沒頭沒腦地訪問陌生人，我不要這樣利用對我們仍抱持信心的天真人們，人類學家，不要這樣對待他們好嗎？

山地人與白浪

前幾天跟老師們去了趟台東。雖然以人類學的角度來說，這種沾醬油式的部落訪視，總是令我感到心虛與不安，我還是多少有了些感想。

此次到台東，與前次到宜蘭花蓮的經驗迥異：在宜蘭、花蓮，我們看過的部落有的全村動員發展社區營造、有的部落卻缺乏向心力與動能，我感覺問題出在是否有核心人物去領導部落發展；而到了台東，令我非常驚訝的是，我們訪問的幾個部落，已經看到政府原住民政策更高層次的問題，此行讓我們將目光放在一些更難解決、更嚴肅的原則問題。

在解決了原住民領導人才培育的問題之後，這些人仍然面對著一些體制內的問題，導致原住民部落在推行各項運動時感到窒礙難行。其問題可以總結為二：政府制定原住民相關法條時缺乏配套措施，以及原住民相關法案的等級不夠高。

首先談到原住民傳統領域問題。目前原民會正推動各部落劃定傳統領域，然而劃是劃了，卻沒有交代將來這些所謂原住民傳統領域該如何處置？原住民是否有所有權？或只有使用權？使用權或所有權歸誰？「部落」？鄉鎮？將來原住民如何使用這些傳統領域，都需要詳細規劃與考量，否則也只是更加速原住民土地的流失，更無助於復興原住民傳統文化。另外一個例子，原民會提出了原住民社區發展的優惠貸款方案，但是實際上運作時，原住民用保留地，無法向銀行貸到多少錢，因為保留地在銀行眼中是不具實用價值的。諸如此類的政策還有很多，光是與社區發展相關的政策，例如部落會議等，都只是起了一個頭，卻沒有人去考慮到，真正實行時，會遭遇到什麼困難。

現在令原住民最無所適從的，就是政府口口聲聲要為原住民做事，要建立「新夥伴關係」，而推行法案的時候，卻又是那麼潦草，導致這些法案與現行法律相扞挌。在原住民試圖恢復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時，遭遇的障礙除了種種法令限制之外，還有政府機關如林務局、農委會等。為何以原民會如此高的層級(行政院底下)，在制定相關法案時，不能先與其他部會協調，訂出明確的施行辦法，以利政策的推行？

原住民至今尚未正式入憲，憲法專章也才正在討論。如果可以讓原住民相關法案入憲，其層級自然可以提高許多，此時，低一階的法律也必須配合原住民憲法規定，對原住民的發展會少掉許多阻礙，增加許多思考的空間。

在政府將原住民法律上的地位提高以後，所推行的種種活動與措施，都應該要以「原住民」、「當地人」的頭腦去思考。現行原住民部落發展的工作，有如多頭馬車，將部落撕裂成鄉鎮公所、社區發展協會、與地方人士，往往這三方勢力互有消長，但多的是直接撥款給鄉鎮公所，由非原住民首長決定如何運用，也就因此造就了原住民部落中，無數不知所云的「原住民意像」。而漢人之「風行草偃」行政體系，多半不適用於原住民社會，畢竟原住民社區發展、文化復興，均不應假手他人，應該由部落內部去發動與策劃，讓當地人自己決定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發展模式與方向。

有幾位原住民朋友提出了「原住民自治區」的概念，姑且不論原住民是否有能力管理自治區，是否能夠在經濟方面獨立自主，我從他們的話語中，聽出了他們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嚮往。然而我卻對此抱持悲觀的想法，因為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從日治時期，就已經經歷了非常大的改變(或摧毀)，原住民現在的多數人口，都不曾體會過真正的傳統生活方式，這些年輕人、甚至中壯年人，是否可以拋下資本主義的頭腦，重新「學習」去做一個山地人(註一)？我想某種程度的自治，對原住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，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目標，然而若說要揚棄貨幣制度，回到以物易物的生活，我想這可能太過理想化，恐怕沒有實現的一天。(不用貨幣？那就沒有米酒、保力達跟維士比了耶！可以拿山豬去換嗎？)

最後，身為一個漢人(當然是混過南島語族血液的)，到原住民部落去聽他們的心聲與需求，聽著原住民「白浪」、「白浪」(註二)地稱呼著漢人(當然還是不純的漢人)，我們別無選擇地、從一開始就自動陷入了「迫害者」的泥淖中。昨日迫害的「白浪」，強行剝奪了土著(註一)的傳統生活；今日傾聽的「白浪」，聽著原住民殷切地，希望「教授」能把聲音帶到中央，為原住民發聲，為原住民帶來改變的希望。我不知道這歷史的包袱是否已經加諸我肩上，雖然身為一個與政府政策無關的小民，我們並非直接迫害原住民的人，但是我們當年確實像一波波的海浪一樣，打在福爾摩沙的岸邊。而今日，聽著原住民喊我們「白浪」，我心中仍不禁感到五味雜陳。


註一：如何稱呼這群人？山地人代表與山地共和共榮的人，代表著他們與山林的默契與依存關係。土著，或土「住」，也強調了他們與土地的親密連結。現在很流行講原住民，但是我認為，「山地人」、「山胞」與「土著」都經過了被污名化的過程，實際上，如果我是原住民，我會很驕傲地稱呼自己為山地人。

註二：台灣原住民對漢人的統稱「白浪」，源於閩南語「壞人」、「歹人」的變音，閩南語唸做「拍狼」。

長大

我懷疑我失去了感動的能力，生活的現實逼得我一步步地退讓，直到曾經最引以為傲的那點天真，都彆扭得露出了慘白的面孔。

不知道有多久，看完電影不曾陷入深深的感動，姍姍說：「也許在我哽咽的時候，是我生命中最純粹的時刻。」那麼，我的生命恐怕已經混沌得一塌糊塗。這些年來，我也哭過，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，我可以一邊嚎啕大哭，一邊理性地思考。似乎已經沒有純粹的快樂與純粹的悲哀，什麼事情都是複雜的，都是一體好幾面的。

浩右入伍前我們見過一面，交談中，發現他的思慮是多麼單純、多麼直覺，相較之下，我的思考已經是扭曲了的，什麼都要考慮現實面的。姍姍說我談話成熟了，我卻覺得那是在俗事中打滾過後，為原始心靈蒙上的一層灰。雖然人總要長大，不能老用直覺行事，用直覺反應，但是長大的代價竟是麻木不仁、迂腐保守？有人說：「沒嚮往過共產主義的人，就像沒有年輕過一樣。」說的，就是年輕人那股為了理想而滿腔熱血的左派衝動，而現在的我，站在中點，拽著我的是保守的力量，在滅頂、完全成為無感的既得利益者之前，我還遙望著那曾經光明，如今卻不合時宜的青春歲月。

年輕的我，雖不曾為賦新詞強說愁，而是有著滿腔不吐不快的喜怒哀樂，而近來，卻果真欲說還休，坐在電腦前，腦中竟找不出太強烈的念頭。說愁，也不是那麼嚴重；說不愁，那心頭盤據著的，又是什麼？

北京，人與事

北京之行，見到了我那知性又帶點傻氣的好友姍姍、她那充滿文藝氣息卻又能下廚買菜兼噓寒問暖的男友藍凱，還有極端仇日的可愛鄭爸爸，這趟旅行，我見識了中國的人，中國的食物，中國的文化，與中國的美。

其中，我禁不住又得先提我的老本行不可。此行在北京最大的收穫，實在非四川菜莫屬。在藍凱這道地成都人的帶領下，我才有機會一窺川菜的滋味，也才明白，我在台灣吃的所謂「川菜」呀，實在只能算是有點四川風味的台菜罷了。記憶與食物、與味道總是連結在一起，猶記，與藍凱與姍姍討論兩岸的不同文化時，我嘴裡、鼻裡、食道裡，充斥著花椒獨特的香味，至今仍使我魂牽夢縈，也因此，我記得藍凱眼中的興味盎然，也記得姍姍絞盡腦汁地要跟我解釋中國人對「老師」的觀感。中秋節的那一天，藍凱下廚，給我們煮了一桌的菜，多刺的鯽魚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花椒與八角的調味，再配上極度入味的冬瓜，因此擄獲了我的心？餐後，我們吃著鄭州的傳統月餅，切開月餅，裡面鑲嵌著五顏六色的各式瓜子，更令我驚喜的是，吃月餅竟然可以嚼到成塊的冰糖！同時，我們打開電視收看兩岸三地中秋節聯歡晚會，用一種全然不同的心情，看著這種原本極端八股的無聊節目， 沒想到，在外地過的中秋節，竟然讓我有種團圓與溫暖的感覺。

這濃濃的人情味，不但來自姍姍與藍凱，也來自姍姍的爸爸。因為鄭爸爸出差而順道停留北京，我才有機會見到久聞其名的他。相當程度上，我在他身上嗅到了我自己父親的味道，同樣地通熟世事、同樣地以嚴父角色呵護著自己的孩子。然而，這樣帶點嚴肅的中年人，卻又是個沈溺於新穎電子產品、嚮往大口喝酒、大塊喫肉大漠風情的矛盾組合。他帶我們到「蒙古人」餐廳吃蒙古菜，我們吃著羊肉、串燒、沙蔥，還聽馬頭琴、蒙古歌謠，仿佛滿足了他豪氣干雲、馳騁沙場的夢想，說到興頭上，他說他是鐵桿子的仇日份子，用著一種大義凜然的口氣，駁斥著姍姍提到的哈日風潮可能性。後來，姍姍笑說，她爸爸就是憤青的典型，而我也在他的身上，看到了點像是觀察「活化石」的趣味。

這幾天雖在北京，但似乎又回到了我們在倫敦的時光，一同出遊、天南地北地聊天。似乎平常在網路上聊得還不夠，見了面還是有無盡的話題，連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夜，我們倆被藍凱趕去睡覺，我們還像青春期的小女孩一樣，偷偷聊著、竊笑著，直到我們都累了、閉上眼，不再有精神說話了。

北京之行，謝謝你們，因為回到台灣後，迎接我的，是新的心情。

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

Animal Planet播著Steve Irwin的紀念特輯。Steve或許是個狂人，節目中生龍活虎帶著些許誇張的表演，也許讓人以為他是個穿著「自然保育」盔甲而欲博取個人名望的傢伙。但我看著他的眼睛，看見他眼中流洩出來的熱情，對自然的與對人的愛，這個人再單純不過。我認為，他是個單純又傳統的人，他的保育目標明顯而堅定，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的家族會一直從事保育的工作。不管是對面臨撲殺危機的鱷魚、蛇，或是被栓在路邊賺取觀光客金錢的豪豬，他的愛就像是當他說起父親時的崇拜、說起母親時的溫柔與感傷，以及說起孩子的無限驕傲與柔情，那樣地令人動容。在保育的這條路上，他選擇了不一樣的路，做節目、經營動物園，是讓更多人認識保育、認識自然的方式，也是他注定要面對質疑的宿命。他不像「一般」的保育學者冷靜自持，有時候他像個小丑一樣娛樂著電視機前的觀眾，顛覆了大眾對自然保育的制式想法。我無法評斷這是正確或是錯誤的，但是，剝掉了那層爭議性的外衣，他呈現的，與所有熱愛自然的人一樣感動人心。而且，當我看著他的眼睛，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襲來：「God, this guy has enormous passion.」

Passion, 尤其是這種與自身生存無關的熱情，讓我驚訝不已。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曾對動物保育做過什麼努力，而且他們活得好好的。但是這些人，這些為了他人努力的人，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抗爭與努力得到什麼實質上的回報，但是他們仍然挺身而出。我看見日日春協會的成員們，穿梭在市政府與娼寮間，找尋所有可能的方式去幫助公娼。在檳榔攤艱難地教著轉業的公娼如何使用計算機、如何記憶洋煙的名字。公娼是經濟上與社會上的絕對弱勢，當我看到紀錄片中，某家庭主婦對著公娼破口大罵，仿如背著貞潔牌坊的正義之士，我感到深層的悲哀。然而我什麼都沒有做，我只是看著電視上的日日春志工們，陪著公娼去找出一條狹縫中的生存之路。我只是坐在家裡，大罵著無恥的政客、無能的政府、瘋狂的社會、凋零的生機。

現在我感到汗顏，因為我的無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