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的朋友

如果我是語言學家，我或許會把檳城華語(或馬來西亞華語)歸類於某一種「曖昧」的語言。所謂「曖昧」(ambiguous)，指的是這個語言不能光從字面上去探究其義，而必須配合當時的情境(context)才能完全理解人們所言為何。

我就拿一個例子來說吧，這是我來到檳城至今四個多月，才逐漸掌握到的一個用詞，這個用語叫做「你的朋友」。檳城友人習慣在提到任何我認識的人時，均用「你的朋友」來代稱。我對這個用詞的掌握能力，從一開始的反問「哪一個朋友？」，到現在的即刻理解，堪稱是有重大的進步。

而「你的朋友」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是我的朋友，以下是本詞句的一些用法與解析：

一、「你的朋友來了！」：最常見的說法，這時不用詢問「誰？」，只要環顧四周即可得到答案，而答案可以是任何人(也可能不是人，詳情後解。)

二、「你的朋友今天又叫你起床啦？」：這裡指的是每天在我家樓下放五流音樂的殺千刀三輪車伕，他也是「我的朋友」。

三、「你的朋友沒有來找妳嗎？」：此句通常搭配曖昧的眼神跟語氣，指的是他們認為的我的拍拖對象。

四、「吃不完的話，打包回去給你的朋友吃。」：這裡的「我的朋友」，指的是那隻我走到哪裡都跟著的狗。

五、「你看你看！你的朋友在你旁邊！！」：搭配驚慌的語氣(通常是假裝的)，指的是我最害怕的蟑螂。

以上是檳城華語「你的朋友」的學習心得，因為現在的我可以成功解讀出大部分的指涉對象，覺得很得意，故特地撰文慶祝。

Janet and fieldwork

出田野前，閱讀Janet Casten的經典The heat of the hearth, 帶給我一種民族誌的新感受。我喜歡書中濃厚的人文氣息，喜歡前面那些進入田野的心理感受。學術的文章念慣了，從來沒想過，人類學的文章可以這樣理論與感性兼顧。當然Janet也是個很好的作者，她用簡單卻貼切的字眼描述了田野點滴，卻又一步步地將讀者帶進了更為深入的民族誌與理論架構。

我們讀了很多人類學的著作，其中卻只有少部分提到田野工作的技術性問題。江湖上更是盛傳人類學大師Radcliffe-Brown與Bourdieu的田野乏善可陳，甚至和當地人弄得關係很不好。這一類的內幕想必不少，但是卻很少有人付諸文字，我想，這就是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會造成這麼大的迴響的原因吧。我喜歡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前面對於「田野工作迷思」的描述，田野工作就像是人類學這一行那最高深最奧妙最不可告人的聖堂，惟有身歷其境者才能真正體會。

老一輩的人類學家，還是非常地Malinowski，強調完全融入在當地社會中，學習當地語言，與當地人分秒不分離。Janet經歷過這樣傳統的人類學田野洗禮，住在蘭卡葳長屋中，盡著「女兒」的責任與義務，做著各種家事、失去基本隱私。而我，在檳城這樣的都市做著田野，到現在還無法進入報導人的家庭生活。我自覺不如傳統的人類學家，因為我有著一種對於人類學家的浪漫幻想，認為越是艱苦的田野環境，越能顯示出此人類學家的偉大。我想這不是只有我，而是普遍存在於人類學界的迷思。例子很簡單，我就曾經目睹滿場做台灣漢人研究的人類學家，對著一位研究彝族愛滋病，待在當地時間有史以來最長的年輕人類學家，流露出那種” you are the man”的，既欽佩又自慚形穢的態度。然而，Janet的一句話，給了我莫大的安慰，她要我不必拘泥於七十年代的人類學田野教條，”It doesn’t make the research more valuable to make things difficult.”

後記：我帶著對Janet的崇敬與她見面，與她交談。我讀過了她的各種著作，對她有著自以為的了解，而她卻一再地顛覆了我對她所有的想像。在USM的一個seminar上，她謙遜地分享著她的研究，回答眾人的問題，和大家討論。我只是提出了一個看法，她竟不停地跟我道謝，我是她的學生的學生，萬萬沒有想到她竟然如此客氣，深受儒家思想毒害的我，不由得感到受寵若驚了。會後我們一起吃飯，談起了當初我申請愛丁堡卻與她擦身而過的往事，Janet感嘆地說，她一定會收我當她的學生的，怎奈愛丁堡當初和我溝通可能出了問題，最終我放棄了去愛丁堡的機會。不過現在，陰錯陽差地，她與我在世界的另一頭，又奇妙地連結了起來。臨別前，她主動約了時間和我再度見面，她說，她應該給我來個”Grandmotherly talk”。

Meeting Janet Carsten

今天終於見到了Janet Casten. 當初沒有去愛丁堡念書，就是因為她正好在檳城做田野，無法收我做學生。沒想到到了SOAS，我的指導教授竟然剛好是Janet在愛丁堡的學生。

人類學的圈子就是這麼小，更何況又是其中做馬來西亞研究的少數人呢？因為我指導教授的關係，我找了任教檳城USM的Hafizah做我的擔保人，也開始了在檳城的田野工作。前幾天，Janet回到檳城來為她的研究工作收尾，今天我與Hafizah就與Janet見了面。Hafizah也是Janet的學生，這麼說起來，今日三人坐成一桌，竟分屬三個不同「輩分」。Janet說，這麼算起來，她算是我的’Grandmother’，她是第一次見到自己學生的學生，也跟我一樣，感覺奇妙不已。

久聞|Janet其名，今日終得一窺廬山真面目，她高大苗條，竟然比我高出了有快一個頭，算算應該有175cm以上，真難想像她在蘭卡葳kampung鶴立雞群的樣子。聽聞她是非常嚴格的指導教授，未見面時幻想她是個嚴肅的人，不過可能是我想太多，身為一個曾住在馬來長屋、隱私全無的人類學家，如何能是個嚴肅令人生畏的人？她是和善的，甚至為我膠著的田野工作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並提供了新的方向。


謹此紀念我與老師的老師的第一次會面。

任性

我們工作的對象是人，不是沒有生命、沒有感覺的物件。對著機器，你可以臭臉不說一句話卻照樣工作；對著人，要有禮、友善、愉快，沒有讓報導人接受負面情緒的道理。

與人有約，重要的約，田野工作的可能突破點。卻因故哭了一早上，猶豫著該不該去，或是該取消。我的心理狀態不好，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強顏歡笑。最後決定還是去，畢竟人家特地來與我會面，我若不露面，豈不是大大的失禮？再厲害的化妝術都掩飾不了我浮腫的雙眼，被淚水肆虐一早上的臉似乎也顯得特別蒼白，吃了顆Panadol壓制住太陽穴旁的陣陣抽痛，我還是出門了。報導人與介紹人看我拖著病體，滿臉倦容地趕來見她們一面 ，似乎也對我的遲到有所諒解，說著要帶我去看醫生，要我不用道歉，要見面還有機會。幸運地過了這一關，但是我不喜歡這樣的僥倖。

田野工作，沒有任性的空間，切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