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lf-blame

「你們人類學家為我們做過什麼？」一句話，打得人類學家死死的。現在的我們，不再是那個闖進部落的白痴，傻傻地想了解當地居民視為理所當然的芝麻小事；我們甚至連個分發香菸、啤酒的聖誕老公公都稱不上，現在的我們，淪落到連「出田野」這三個字都說不出口了。

交代一聲，就得費心迎接招待，對著這些台北來的、高高在上的學者們，掏心掏肺、知無不言？Malinowski說的，在部落裡晃蕩晃蕩的過程呢？何時人類學家做得這般難看？何時人類學家也得做這樣官腔官樣的「巡視」？別以為態度親切就不像個御史，別以為人家對那些空頭支票還有任何信心。他們都累了，對幾十年來，來來去去的人類學家感到厭煩了，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，來到這裡榨取一些資料，補完研究裡的某些漏洞，就離開了，下一批來的，又是新面孔。
每次連絡訪談對象，對方問我要在部落待幾天，我總是面有慚色、萬般難受地回答「一個早上」，我真恨做這樣的事。部落的人反應不一，有人興高采烈，希望能盡訴己衷；有人誠心歡迎，虛心分享經驗；有人半敷衍，這樣的要求見多了；有人不耐煩，這樣的要求見太多了；有人質疑，「你們又在做這些把問題單純化的事嗎？」然而，越是對我們抱持期望，越是全無心機地與我們分享，讓我越是不安。我好擔心，如果我們沒能造成任何一點影響，那麼我們所做的，只是又一次地欺騙了他們、又一次地讓他們灰心罷了。

能不能不要做個入侵者？我不要沒頭沒腦地訪問陌生人，我不要這樣利用對我們仍抱持信心的天真人們，人類學家，不要這樣對待他們好嗎？

山地人與白浪

前幾天跟老師們去了趟台東。雖然以人類學的角度來說，這種沾醬油式的部落訪視，總是令我感到心虛與不安，我還是多少有了些感想。

此次到台東，與前次到宜蘭花蓮的經驗迥異：在宜蘭、花蓮，我們看過的部落有的全村動員發展社區營造、有的部落卻缺乏向心力與動能，我感覺問題出在是否有核心人物去領導部落發展；而到了台東，令我非常驚訝的是，我們訪問的幾個部落，已經看到政府原住民政策更高層次的問題，此行讓我們將目光放在一些更難解決、更嚴肅的原則問題。

在解決了原住民領導人才培育的問題之後，這些人仍然面對著一些體制內的問題，導致原住民部落在推行各項運動時感到窒礙難行。其問題可以總結為二：政府制定原住民相關法條時缺乏配套措施，以及原住民相關法案的等級不夠高。

首先談到原住民傳統領域問題。目前原民會正推動各部落劃定傳統領域，然而劃是劃了，卻沒有交代將來這些所謂原住民傳統領域該如何處置？原住民是否有所有權？或只有使用權？使用權或所有權歸誰？「部落」？鄉鎮？將來原住民如何使用這些傳統領域，都需要詳細規劃與考量，否則也只是更加速原住民土地的流失，更無助於復興原住民傳統文化。另外一個例子，原民會提出了原住民社區發展的優惠貸款方案，但是實際上運作時，原住民用保留地，無法向銀行貸到多少錢，因為保留地在銀行眼中是不具實用價值的。諸如此類的政策還有很多，光是與社區發展相關的政策，例如部落會議等，都只是起了一個頭，卻沒有人去考慮到，真正實行時，會遭遇到什麼困難。

現在令原住民最無所適從的，就是政府口口聲聲要為原住民做事，要建立「新夥伴關係」，而推行法案的時候，卻又是那麼潦草，導致這些法案與現行法律相扞挌。在原住民試圖恢復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時，遭遇的障礙除了種種法令限制之外，還有政府機關如林務局、農委會等。為何以原民會如此高的層級(行政院底下)，在制定相關法案時，不能先與其他部會協調，訂出明確的施行辦法，以利政策的推行？

原住民至今尚未正式入憲，憲法專章也才正在討論。如果可以讓原住民相關法案入憲，其層級自然可以提高許多，此時，低一階的法律也必須配合原住民憲法規定，對原住民的發展會少掉許多阻礙，增加許多思考的空間。

在政府將原住民法律上的地位提高以後，所推行的種種活動與措施，都應該要以「原住民」、「當地人」的頭腦去思考。現行原住民部落發展的工作，有如多頭馬車，將部落撕裂成鄉鎮公所、社區發展協會、與地方人士，往往這三方勢力互有消長，但多的是直接撥款給鄉鎮公所，由非原住民首長決定如何運用，也就因此造就了原住民部落中，無數不知所云的「原住民意像」。而漢人之「風行草偃」行政體系，多半不適用於原住民社會，畢竟原住民社區發展、文化復興，均不應假手他人，應該由部落內部去發動與策劃，讓當地人自己決定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發展模式與方向。

有幾位原住民朋友提出了「原住民自治區」的概念，姑且不論原住民是否有能力管理自治區，是否能夠在經濟方面獨立自主，我從他們的話語中，聽出了他們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嚮往。然而我卻對此抱持悲觀的想法，因為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從日治時期，就已經經歷了非常大的改變(或摧毀)，原住民現在的多數人口，都不曾體會過真正的傳統生活方式，這些年輕人、甚至中壯年人，是否可以拋下資本主義的頭腦，重新「學習」去做一個山地人(註一)？我想某種程度的自治，對原住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，也是我們必須努力的目標，然而若說要揚棄貨幣制度，回到以物易物的生活，我想這可能太過理想化，恐怕沒有實現的一天。(不用貨幣？那就沒有米酒、保力達跟維士比了耶！可以拿山豬去換嗎？)

最後，身為一個漢人(當然是混過南島語族血液的)，到原住民部落去聽他們的心聲與需求，聽著原住民「白浪」、「白浪」(註二)地稱呼著漢人(當然還是不純的漢人)，我們別無選擇地、從一開始就自動陷入了「迫害者」的泥淖中。昨日迫害的「白浪」，強行剝奪了土著(註一)的傳統生活；今日傾聽的「白浪」，聽著原住民殷切地，希望「教授」能把聲音帶到中央，為原住民發聲，為原住民帶來改變的希望。我不知道這歷史的包袱是否已經加諸我肩上，雖然身為一個與政府政策無關的小民，我們並非直接迫害原住民的人，但是我們當年確實像一波波的海浪一樣，打在福爾摩沙的岸邊。而今日，聽著原住民喊我們「白浪」，我心中仍不禁感到五味雜陳。


註一：如何稱呼這群人？山地人代表與山地共和共榮的人，代表著他們與山林的默契與依存關係。土著，或土「住」，也強調了他們與土地的親密連結。現在很流行講原住民，但是我認為，「山地人」、「山胞」與「土著」都經過了被污名化的過程，實際上，如果我是原住民，我會很驕傲地稱呼自己為山地人。

註二：台灣原住民對漢人的統稱「白浪」，源於閩南語「壞人」、「歹人」的變音，閩南語唸做「拍狼」。